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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波明：追忆刘鸿儒，我的引路人

100次浏览     发布时间：2025-03-26 09:00:57    





邓小平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第一人，在很多证券业人士看来，或许刘鸿儒可以算是第二人



口述 | 王波明

整理 |《财经》记者 郭楠

编辑 | 陆玲


2025年3月14日下午，突然得知刘鸿儒去世，我感到震惊和难过。特别遗憾的是，我和他已经多年没有见面，这两年我一直有很强烈的想法，想找机会跟他吃顿饭、叙叙旧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见一面，“刘头儿”就走了。

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20世纪80年代。当年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，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热潮的影响，我和高西庆、王巍等八位留学生展开讨论，是否能在中国也建立资本市场，我们写了一份建议书，取名为《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》。

1988年6月，我们拿着这份建议书回到了中国，开始游说各个部门。正在游说过程中，忽然有一天（7月9日），康华发展总公司常务副总裁贾虹生说带我去参加一个会，把我带到了万寿宾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个会，也就是著名的“万寿宾馆会议”。就是在这次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刘鸿儒。

会议由中农信和中创发起，由人民银行召集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出席，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。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、人民银行金管司司长金建栋，以及来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、国务院办公厅、经贸部、国家体改委、财政部等部门的同志，会议规格非常高。

“传达一个最高指示。”宫著铭在会上说，随即掏出一份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是1986年邓小平接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·凡尔霖的消息，邓小平对美国客人说：你们美国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，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。

接下来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进行了汇报。我非常惊讶地听到，他汇报的内容就是关于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建议，首先介绍了建立股票交易所的必要性，然后提到选址，他们认为交易所应该选择金融中心所在地，当时中国四大银行的总部都位于北京，交易所理应设在北京。

汇报完，开启了一些讨论，参会的人都从各自角度谈了他们的看法。许多人援引马克思的论述，希望通过《资本论》来论证建立资本市场的必要性。我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，就介绍了一些关于资本市场的基本情况、证券交易所如何运作。

最后总结的时候，刘鸿儒说：“你们今天谈的事情太大了，不仅我做不了主，人民银行也无权来批，你们还得把讨论的内容写成具体的建议书，直接报党中央国务院来批。”

会上中农信的领导就坐在我旁边，贾虹生原本希望我去康华工作，他就跟贾虹生说让我先别去康华，留下参与撰写报告。张晓彬自告奋勇，由中创拿出10万块钱经费，由中创的徐小胜来进行协调。

报告由张晓彬牵头来写，我也参与进去，这时候高西庆也回到国内，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共同起草了这份报告，最后起名为《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》。这份文件后来被业内称为证券市场最早的“白皮书”。“白皮书”中包括了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、关于证券管理体制的设想等内容。

目前，20世纪80年代万寿宾馆的照片、这份“白皮书”都展示在上海的中国证券博物馆里，另外还展示了一幅中国证券市场体系图，包括了证券监管、交易所组织结构以及投资银行、会计师等市场参与者。

（上交所开业）

（STAQ系统开通典礼晚宴现场，左起：刘鸿儒、张劲夫、贺光辉）

两个交易所成立以后，当时可上市的公司发行的股票中，只有发行的部分可以流通，约为上市公司的20%，其余80%的股份是不能流通的，因为如果全部流通会涉及私有制的问题，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多争论。当时我们就思考有没有一种机制能让80%的股票在保持公有性质的情况下进行流通，因此设计出了法人股，在STAQ系统上挂牌进行交易。这种法人股只能在法人机构之间流通，个人不能参加。

后来，“联办”专门向国家体改委汇报了我们的方案，当时体改委的所有领导都参加了。大家提了很多问题，我们也一一作了解答，最后刘鸿儒拍板，法人股的流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是很有意义的，可以进行探索。所以体改委专门把法人股流通试点放进了当年的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》，由国务院正式公布。

之后，法人股流通试点就开始实施，很多公司的法人股开始在STAQ系统上挂牌，包括玉林柴油机、海南航空等，通过STAQ系统筹资和流通。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法人股变成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，直到2004年后才进行了全流通试点，最终解决了上市公司的全流通问题。

（1992年3月16日，陈锦华等部委领导访问联办及STAQ系统控制中心）

1990年，“两所一网”的证券市场格局已经建立，但监管体制还非常混乱，各管一块，可谓是“九龙治水”。当时的证券交易所由地方政府来管，体改委负责企业股份制转制的审批工作，人民银行负责证券交易。

根据《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》，证券交易所建立以后，还需要一个中央级的证券管理部门，主要职能包括制定证券发行交易的相关政策法规、管理证券的发行与交易、监督证券市场运行、制裁证券活动中的违法行为。我们认为，银行和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下的两条线，两者不应该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吹，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。

正好，在1992年6月，在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和李剑阁的安排下，我、高西庆、李青原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有关股票市场的事。我们向国务院领导强烈建议，要成立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。国务院领导询问，如果要成立独立的监管机构，谁适合担任一把手？我们说，众望所归，刘鸿儒对证券市场非常熟悉，应该由刘鸿儒作为最佳人选。当时领导也不置可否。

巧合的是，就在这次汇报两个月之后，发生了深圳“8·10事件”，也就是不透明、不公平发行认股权证，引发了全国各地上百万人狂热参与，造成严重混乱，出了事故。

紧接着，9月，国务院领导通过体改委来找我、高西庆、李青原谈话，说中央领导接受了我们的建议，考虑成立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，希望我们出方案，参与筹建。我们回来后商量出一份关于组建证监会的方案，包括部门设置、领导职位配置以及各部门的职能，通过体改委上交国务院领导。

10月，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，决定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，理顺和完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。

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不可思议，6月我们做的汇报，8月深圳出事，9月找我们谈话出方案，10月就宣布进入筹备。几个月的时间，证监会从无到有，从来没有一个部委是以这种速度开始筹备。

“联办”参与了证监会的筹备过程。体改委找我们谈话，要求联办不许和证监会抢人，愿意去证监会的都可以过去。没有足够的资金，在刘鸿儒的协调下，“联办”借给证监会200万元作为筹备经费。证监会最初的办公地点在东二环保利大厦，也是我们帮忙找的地方。然后证监会开始招兵买马，海归人才非常多，国际化程度很高。

对我个人来讲，在负责筹备证监会交易部期间，我考虑到，我们回国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，不一定自己非得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上来。我感觉到，在政府部门工作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我还是崇尚自由，受不了政府部门的约束。

所以在筹备一个多月后，我专门去找刘鸿儒谈了一次话，我跟他说，“我可能不太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希望退出筹备工作、回到民间更适合我发挥。”刘鸿儒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然后对我说，“让你来做这个工作确实也难为你了”。

于是，我告别了即将成立的证监会，回到了联办，继续做研究设计工作，推动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。

（1993年联办成立四周年，左起：刘鸿儒、王波明）

1995年刘鸿儒退休之后，没有了繁忙的公务，在“联办”的聚会等活动上，大家又能经常见到“刘头儿”了。退休后，他酷爱打高尔夫，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高尔夫之旅，就是和刘鸿儒一块到亚运村的练习场，他教我们打高尔夫，从那开始，我也慢慢喜欢上这个运动。

（2004年联办成立十五周年，左起：安志文、刘鸿儒、王波明）

我们回过头来想，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是谁在推动？在上海的中国证券博物馆里有一尊雕像，邓小平接见纽交所董事长约翰·凡尔霖，邓小平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第一人。在很多证券业人士看来，或许刘鸿儒可以算是第二人。从万寿宾馆会议到“联办”成立，直到上海、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建立，几个关键节点都是他在推动，而我们这批人主要是在执行和实操层面。

刘鸿儒不仅是创建中国资本市场的推动者，还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泰斗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人民银行主管金融体制改革期间，他直接推动了很多中国银行体制的重要改革。另外他还创建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，也就是五道口金融学院，为中国金融行业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。

（2012年10月，国际金融博物馆开业，左起：刘鸿儒、王巍、王梓木）

我想，“刘头儿”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中国银行体制改革，以及后来创建中国资本市场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，以及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，所以我觉得这些成就，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，希望“刘头儿”一路走好。

（作者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，《财经》杂志原总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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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 | 张雨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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